陕西省戒毒管理局：筑牢保密防线 构建保密屏障

早在1870年，作为宪法学基础性概念的宪法一词便出现在我国的书刊中。

参见余凌云：《行政主体理论之变革》，载《法学杂志》2010年第8期。[48]张琨盛：《行政法学另一种典范之期待：法律关系理论》，载《月旦法学》2005年第6期。

[60]一般认为，行政主体的权利能力指独立行使行政权的资格。案例I-N：3、5依据的是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21条的拟制性规定。从其在合同主体系有权机关的观点上，似乎可以推知此处类推的是无权代理的追认。进入专题： 行政协议主体 征收补偿协议 。这说明，即使没有契约，征收人也有给予补偿的法定义务，被征收人也有要求补偿的法定请求权。

是否应该将法定补偿义务作为一种独立的债的发生原因，目前在民法学界还未达成共识，但这种将特殊的法定之债与其他债的类型区别开来的观点，对我们思考法定性很强的行政协议颇有启发意义。在事实上的行为主体与法律上的责任主体相分离的情形下，导致行为无效的实施主体不具有主体资格应指两种情形：事实上的行为主体不具有相应的资质和条件，或者法律上的责任主体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。不是不爱钱，但对我来说钱从来不是第一位的，一旦发现挣钱会干扰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果断地加以排除。

）1-2月写了宪法修改、2-3月写了宪法惯例、（前者3万字，后者2万字，均未在刊物上发表，后直接收入《宪法原理解读》一书中。）民主与自由，（《民主与自由》，《上海政法学院学报》2016年第3期，12000字。但开始觉得累，不再像2004年那样单纯地就是快乐，而是在感到七分甜的同时，也体味到了三分苦。相对于比较闭塞的西安，北京无疑提供了更适合学术研究的平台，尽管我个人不善交际，但还是较之从前更多地参加了各种学术会、座谈会、论证会，见识了各色学界大佬、青年才俊，聆听了各种宏论高见，资讯信息，……眼界为之开阔。

这其实也包含着对自己学术研究的放弃——既然不是做学问的料，那就认命吧，那就一心一意搞教学吧，只要学生觉得有收获，自己能因此快乐，不是也很好吗？ 其实在这两年，从教学到科研的桥梁已经在无形中搭建，事情正在起变化，只是我自己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。5月在此基础上写出了10000字的《析公民受教育的宪法义务》（郑贤君主编：《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》，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，10000字。

2000年9月，我在中青院开始走上讲台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新学期，对我来说是新的地方、新的开始。但讲座的前一天早上，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宪法其实主要是给立法者看的。这是我第一次受邀参加小型的、规格较高的学术会议，为此特别感谢童之伟教授。（《对我国规范性法律文件审查体制的分析》，《公益诉讼》（第一辑），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，28000字。

回顾我个人的学术成长经历，最初的上台阶似乎主要不是向权威、名著、成功人士学习的结果，相反是眼睛向下——向晚辈、向学生学习的收获。按耐住喜悦的心情，紧接着开始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一系列论文的写作之中，虽然那时的文章还有一点青涩，主题也不集中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），但已经开始上道了。……我再次体会到教学的乐趣，决定今后把重点放在讨论课的摸索上。15日的会议发言，我抛开提交的会议论文，谈了这一思路，大家反响不错。

中青院的官僚主义绝不是没有，但在国内高校中应该还不算特别严重，领导们对学者虽说不上十分重视，但基本上不太干涉，这份自由正是我最需要的，我既反感领导对学者的关卡压，也不喜欢、甚至害怕领导的过分关爱，与领导不远不近的距离基本保证了我的自由空间。（郭慧敏主编：《社会性别与劳动权益》，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，11000字，后来收入《宪法权利解读》一书中。

）、《由山杠爷处理婆媳纠纷引出的法律思考》（《中国妇女报》2002年8月17日第4版）、《图示法在宪法教学中的运用》（褚平、周振想主编：《迈向新世纪的改革与发展——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育教学研究文集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。不再有任何行政职务，我重新成为一名普通教师，按说教学对于我应该是驾轻就熟的，但我还是感觉到了压力。

）、《品味法制——对〈秋菊打官司〉的法律思考》（《宪法论坛》（第一卷），中国民航出版社2003年版。）宪法权力与宪法权利（2-3月）、（《权力来自权利的转让?》，《河南省财经政法大学学报》2012年第5期，20000字。）2008年写了人大预算权，（《落实人大预算议决权之我见》，广州市法学会编《法治论坛》（第11辑）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，11000字。《社团企事业组织及个人提出宪法解释的权利》，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》2015年第6期，12000字。可以说在开窍之前该具备的非智力因素基本都具备了，一旦开窍，这些长处便大派用场，……也因此联想到许多具备良好非智力因素的人，只因没有遇到开窍的机会而终生平平，不能不感慨命运的无常，不得不感谢上天的恩赐——其实自己没有什么，只是运气好且在运气到来之时抓得紧而已。）土司制度和我国的结构形式，（《从土司制度看我国历史上结构形式的多元性》，徐璋润、屠凯主编：《国家建构与法律文明》，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，18000字。

好在当时沉浸在一种开窍的喜悦中，不畏难，不怕苦，不犯愁，似乎不论什么主题的会议都能找到一个自己的视角，从而兴致勃勃地开始写作。再将其转化为一篇论文，仍然以一系列问题为主线，对此做出详略不等的回答，……这样一个一个问题解答下来，一篇文章的轮廓就基本出来了，文章的份量明显加重了（都是扎扎实实的问题，不太可能是空话套话），篇幅也自然长了。

《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特点》,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》2017年第6期，15000字。）2008年写了集会游行示威自由、（未在刊物上发表，后直接收入《宪法权利解读》一书，共30000字。

）最高法院与违宪审查（11月）、（《我国最高法院在违宪审查中的作用》，《学习与探索》2007年第6期，7000字。科研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向，教学却不能太过倾斜，不能只讲宪法学中自己擅长的某章某节某个问题，而是要对各章节都有比较充分的介绍，这样的全面把握虽然在内容上比较粗浅，然而一旦具有了深入挖掘的能力，就可以全面地对各章节中的许多问题做深度探究，包括对其中一些讲了十几年的观点进行反思和分析。

可以说，从2003年起，我开始了真正的宪法学研究，那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，也是一个转折点——从教学型教师转变为研究型教师。《论我国宪法解释的提起人》，《财经法学》2015年第4期，15000字。）7-8月写了宪法的制定，（《谁是制宪者？》，《法学》2004年第11期，20000字。随后又补充了一句：不过她老公确实是知名教授。

《中国立法法关于委员长会议的规定》，《学习与探索》2013年第8期，9300字;《我国非基本法律关于委员长会议的规定》，《东吴法学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，16000字。就内容而言，专著往往是就某一个方面的细致挖掘，而对宪法学主要内容全面铺开的深入研究，是较为少见的，所以前一个17年是打基础，确定宽度，后一个17年是全面地进一步挖掘，加强深度。

）性别平等，（未在刊物上发表，后直接收入《宪法权利解读》一书，共25000字。（为参加2003年10月25—26日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法治与媒体管制而作，我当时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《对新闻自由的法律规范》，后做了较大修改，以《言论自由、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主体及其法律保护》为题，发表于《当代法学》2004年第1期。

（不论是过去的讲稿还是后来的论文，都一如既往地在调整结构、理顺脉络、说理举例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，但在质量上有非常明显的差别，用后来论文的标准看从前的讲稿，其论证、说理、逻辑都很粗糙，许多地方几乎漏洞百出。）之后的十多年里，有时候是先讨论、再写文章（以教学带动科研），但更多的时候是先写文章，再拿到课堂上讨论（以科研带动教学），也就是说，后来没有事先的众人讨论我自己也能写出长篇论文（我进步的速度超过了学生），课堂上的七嘴八舌对我已经并非必不可少了，我已经学会了自己和自己对话，仿佛自己内心就有七嘴八舌的声音，它们在不断地提问，从各个角度提问，又尝试着不断地回答，从各个角度回答，……这样经过多年的高强度写作练习，锤炼出了我的研究能力。

这是最高产的一年，共写了27万字。）毛泽东的民主观，（《领导者》2013年特刊，30000字。（《国家安全委员会与50年代最高国务会议之比较》，《云南大学学报》（法学版）2014年第1期，14000字。《我国建国后历次宪法中的军事权规定》，《学习与探索》2011年第2期，11000字。

）9-10月写了宪法关系，（《宪法关系和宪法性法律关系》（与刘作翔教授合作），《西北大学学报》2005年第4期，20000字。（《地方立法权范围》，《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》（法学版），2012年第3期，20000字。

）7月写了宪法与其他法、（《宪法与部门法关系之探讨》，《法学》2005年第12期，21000字。）元首权与行政权，（《国家元首的元首权与行政权》，《上海政法学院学报》2012年第3期，18000字。

《提请解释香港基本法主体的合理范围》，《法学》2016年第4期，10000字。2006年6月将书稿发给谢晖教授，纳入他和陈金钊教授主编的《公法研究》系列丛书，经李怀德先生编辑，2007年1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专著——我自认为可以称之为学术著作的《宪法原理解读》（共38万字）。